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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赵某与周某、饶某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定定增股票持股股东通过转让和代持协议规避限售期的行为无效；在李某伟与私募基金公司等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中，法院对投资顾问借用私募基金公司经营资质规避监管的行为予以否定，判定投资顾问对投资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徐飞洪、他曾任外交部欧洲司参赞，外交部欧洲司副司长，驻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外交部干部司副司长，驻罗马尼亚特命全权大使，外交部机关及驻外机构服务中心主任等职，2021年出任外交部部长助理，2023年12月卸任。● 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背景，需要把握好“两个大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胸怀天下，全面超越了“文明中心论”“文明优劣论”“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错误论调，对于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大意义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智慧之源。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中强调：“新时代新征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必须要有新气象新作为。”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背景，需要把握好“两个大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和有利文化条件，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在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中，文化建设至关重要，文化自信不可或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注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调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现象也逐渐凸显。习近平总书记曾谈到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一些人价值观缺失，观念没有善恶，行为没有底线，什么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都敢干，什么缺德的勾当都敢做，没有国家观念、集体观念、家庭观念，不讲对错，不问是非，不知美丑，不辨香臭，浑浑噩噩，穷奢极欲”。这方面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难以顺利推进，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就会丧失道德基石和共识基础，更谈不上行稳致远。当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是要着力解决这些突出问题，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和有利文化条件，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他还指出：“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临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取得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全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可谓是“没有硝烟的战争”。习近平总书记再三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他告诫说，“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尖锐。历史和现实都警示我们，思想舆论阵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从形势上看，一方面，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社会思潮纷纭激荡，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在社会上产生不小的负面影响，而马克思主义在有的领域却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另一方面，境外敌对势力加大渗透力度，企图在我国制造“颜色革命”，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而意识形态领域就是他们发起攻击的重要突破口。他们选择一些境内组织和个人里应外合，不断变化手法，试图制造思想混乱，实施西化分化图谋。特别是互联网已经成为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西方反华势力挖空心思，利用互联网与我们争夺人心。面对改革发展稳定复杂局面和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媒体格局深刻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特别强调“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明确“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只有切实维护好意识形态安全，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安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大国博弈日趋激烈，必须解决好争夺国际话语权这一突出问题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持续几百年的“大西洋时代”逐渐演变为大西洋和太平洋“两洋”并举并重的时代。特别是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势必改变旧有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和格局。某些西方国家心有不甘，对中国在各个领域展开围追堵截和遏制打压。大国博弈既包括硬实力的斗争，也充满着软实力的较量。在国际舆论领域，某些西方国家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不遗余力地对中国予以抹黑、歪曲和污名化，“中国威胁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傲慢论”“中国掠夺论”“中国不负责论”“中国搭便车论”“中国失败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全输论”“中国见顶论”等各种负面言论层出不穷，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形象地讲，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如何扭转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如何改变我们在国际上“无语”“失语”的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要求“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就需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人类面临诸多共同挑战，必须从文化层面回答好时代之问和世界之问当前，全人类面临经济断层、社会撕裂、宗教冲突、种族矛盾、民粹抬头、恐怖主义、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面临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数字鸿沟、公平赤字等全球发展失衡问题。特别是热点地区冲突此起彼伏，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层出不穷，国际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令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忧心忡忡。然而，由于一些西方国家奉行零和博弈逻辑和丛林法则，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泛起。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之问和世界之问，呼吁“全球性威胁和挑战需要全球性应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人类共同价值、新型国际关系、全球治理观等，正是一个负责任大国基于自身文明传统对人类命运作出的主动担当。在文化层面，中国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之后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这是中国在文化层面为国际社会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指出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胸怀天下，全面超越了“文明中心论”“文明优劣论”“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错误论调，对于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大意义。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准确地把握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文化层面带来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文化感染力、精神感召力，必将在引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生动实践中进一步彰显其思想伟力。